新刑诉法增设了刑事强制医疗特别程序，对其适用范围、条件、决定主体、有关诉讼程序以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等问题，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从目前实践看，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程序、决定程序、执行程序等问题，都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导致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在实践执行中遇到许多问题，检察机关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建议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有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完善检察机关相应的法律监督制度，以有效发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应有作用。
为体现尊重和有效保障人权的精神，我国新刑诉法增加规定了“刑事强制医疗”的特别程序，首次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⑴的强制医疗这一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重大问题纳入诉讼程序，由法院进行裁决，检察机关对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体现了“只有法院或法官才能决定剥夺公民自由”的现代司法精神，可谓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进步。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实施，从目前实践执行情况看，由于新刑诉法只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了框架性规定(只有5个条文)，有关司法解释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也较为原则，许多程序性问题都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执行中遇到许多问题，检察机关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影响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贯彻执行，导致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的有关程序及检察机关相应的法律监督制度，对于保证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有效执行，切实保障人权，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刑事强制医疗的启动程序
刑事强制医疗的启动程序，是对符合刑事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的首要程序，也是保障人权的关键程序。我国刑诉法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刑事诉讼法》第285条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根据该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可以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体来说，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方式有以下三种：一是公安机关移送并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即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刑事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制作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从而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关于刑事强制医疗的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4 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可见，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其一，实施了暴力行为。即行为人实施了杀人、伤人等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行为。其二，行为人为精神病人。即经过司法鉴定行为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其三，仍具有人身危险性。即根据行为人的精神状况，其仍具有继续实施暴力行为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公安机关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后，对于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二是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即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刑事强制医疗条件的，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从而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三是法院自行决定。即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刑事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自行决定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的审理程序。由于刑事强制医疗是对犯罪精神病人以约束医疗为目的的社会性强制预防措施，因而不宜以诉讼的方式进行。公安司法机关以移送、申请、决定的方式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更能体现刑事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和社会安全的双重关切。
为了保证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正确适用，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活动，检察机关应当进行法律监督。但从目前司法实践看，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和法律监督遇到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第一，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目的存在不同认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目的决定着整个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以及刑事强制医疗的执行，因而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根本。关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目的，目前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人认为，由于刑事强制医疗适用的对象是缺乏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对其加以刑罚是无意义的，因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设置的目的不是对精神病人已实施危害行为的惩罚，而是预防其重新犯罪，更重要的是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改善其精神状况、使其回归社会，因而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目的重在保障人权。也有的人认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其目的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一样，在于惩罚犯罪(保卫社会安全)和保障人权，因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不仅可以防止涉案精神病人再次危害社会，而且可以对其进行治疗，保护其合法权利，即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保卫社会安全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二者同等重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医疗精神病人与保卫社会安全的地位大致相同。⑵还有的人认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虽然兼具保卫社会安全和治疗精神病人的双重目的，但更侧重于保卫社会安全，因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的有关程序规定得比较简单，这使得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很少受到真正的挑战，从而可以快速地将精神病人从社会中隔离出去;同时，以“对社会和他人构成危险”的精神病人作为刑事强制医疗的对象，而不包括可能自杀、自残的精神病人，以“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作为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条件，更体现了该程序以保卫社会安全为重心。⑶由于对刑事强制医疗的启动目的存在不同认为，导致实践中出现不同的做法，甚至出现“假精神病”和“被精神病”等现象。⑷
第二，对刑事强制医疗适用条件和对象存在不同理解。在实践中，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这一条件，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标准，实践中难以把握，往往造成检法两家认识不一，导致检察机关提出的强制医疗申请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同时，由于法律规定的刑事强制医疗只适用于实施暴力行为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但对于大案不犯，小案不断，或者实施轻伤害、抢夺等其它侵害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社会秩序等但没有造成死亡、重伤结果的精神病人，是否适用刑事强制医疗也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有人认为，我国新刑诉法规定得太严格，没有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和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服刑期间患精神病的人，纳入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的对象，显然是不合理的。⑸
第三，是否应当撤销原案件或者对原案件作出裁判不明确。公安机关和法院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时，存在如何将刑事案件转化为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问题，即公安机关将刑事案件转化为刑事强制医疗案件时，是否应当撤销原刑事案件;法院将审理的刑事案件转化为刑事强制医疗案件时，是否需要对被告人作出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均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各地做法不同，检察机关对此也无法进行法律监督。
第四，临时保护性措施的有关内容不明确。临时保护性措施是公安机关在法院决定刑事强制医疗之前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约束措施，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33、334条对此作了规定，但对临时保护性措施的具体内容、执行责任等却缺乏具体的规定，导致实践执行中做法不一。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将涉案精神病人交由医院或精神病医院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则交由看守所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⑹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只进行看管和约束，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则采取类似拘留措施，如带手铐、关禁闭等，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则交由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关于执行临时保护性措施的责任，有的地方主要由公安机关承担责任，有的地方由医院或精神病医院承担主要责任，有的地方则由公安机关和医院或精神病医院共同承担责任。由于责任不清，实践中有的地方出现公安机关已启动临时保护性措施，将涉案精神病人交由医院执行，但涉案精神病人家属未经公安机关同意自行与医院协商就将精神病人带离出院的现象，检察机关对此应当如何进行法律监督也于法无据。
为了有效规范公安机关和法院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活动，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有关的启动程序和法律监督制度：
首先，应当明确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保卫社会安全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为了保证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得以正确启动，应当明确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目的。我们认为，我国设立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保卫社会安全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二者同等重要。这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作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诉讼程序，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也必然应当贯彻刑事诉讼法的目的。虽然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适用对象、条件和具体程序等方面，但其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诉讼程序，都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一样，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39条明确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本章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有关规定。”由此可见，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在基本问题上与刑事普通程序一样，没有其特殊性。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的规定，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条件之一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这体现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保卫社会安全的目的，同时法律还规定，具备上述条件的，不是必须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强制医疗，而是“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即对行为人是否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否对其进行刑事强制医疗，还要考虑精神病人及其家庭情况等因素，这体现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保障人权的目的。可见，我国法律关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体现了保卫社会安全和保障人权双重目的。为了保证实践中能够正确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建议我国司法解释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目的作出明确规定，并对“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作出明确的解释，比如精神病人家庭有条件且愿意对其进行治疗，又得到案件被害人原谅的，可以不对其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等。关于法律监督制度，我们建议，我国司法解释应当明确检察机关对刑事强制医疗启动程序进行监督的重点。从目前实践看，检察机关监督的重点应当是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目的是否仅限于保卫社会安全而忽视人权保障，如果发现公安机关仅出于保卫社会安全的目的，对不符合刑事强制医疗条件的人员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或者进行强制医疗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不向法院提出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以有效防止 “假精神病”和“被精神病”现象的发生。
其次，应当细化和明确刑事强制医疗适用的条件和对象。针对目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建议我国司法解释对“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这一有争议的条件作出明确解释，同时对“实施暴力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具体罪名作出明确规定，并对“严重”的标准作出明确的解释，以便实践操作。关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我们认为，刑事强制医疗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在适用上必须审慎，毕竟医疗性强制方法不是刑罚方法，而是一种同限制公民自由有关的国家强制方法。因此，新刑诉法在表达上用了“可以”一词，而非“必须”，这意味着即使是符合条件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也并非当然地进行强制医疗。如果出于社会防卫的需要，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实施一般犯罪行为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等也纳入刑事强制医疗的范围，我国现有的司法资源和强制医疗机构将难以承受，⑺也会将应当由病人家属或监护人承担的责任转嫁给社会。此外，由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种新程序刚刚实施，有关程序尚不完善，且缺乏实践经验，如果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放宽，难免会出现“被精神病”的现象，甚至会使少数犯罪嫌疑人因此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根据我国目前的条件，新刑诉法规定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是合理的，检察机关在对公安机关移送和人民法院自行决定的刑事强制医疗案件进行监督时，应当严格监督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法律监督制度，建议明确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法院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进行法律监督，重点应当监督以下内容：一是刑事强制医疗的客观条件，即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暴力犯罪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犯罪。二是刑事强制医疗的医学条件，即行为人是否经过公安机关委托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同时应附有司法精神病鉴定报告书。其中，应当特别审查鉴定机构是否具有精神病鉴定的资质，是否是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是否接受了公安机关的正式委托、鉴定程序是否合法规范、鉴定意见是否有合理依据等。三是刑事强制医疗的主观条件，即行为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人身危险性，如果经过初步治疗已经有效控制其行为的，则不必进行刑事强制医疗。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强制医疗必须是唯一、最适合的选择，不允许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再次，应当明确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前应当撤销原刑事案件或者对原被告人作出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根据法律规定，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应当以不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为基础，即行为人应当是精神病人。但要确定行为人是否为精神病人，则需要进行精神病鉴定。在精神病鉴定确定以前，行为人是作为普通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旦鉴定确定行为人为精神病人，公安机关或法院就应当将普通刑事案件转化为刑事强制医疗案件，这时就应当对原普通刑事案件作出结束处理。否则，公安机关或法院就不能按照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处理案件。因此，我们建议，我国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前，应当先决定撤销原刑事案件;在审判阶段法院决定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前，应当先对原案被告人作出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同时，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和法院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法律监督，以防止公安机关在没有撤销原刑事案件或法院没有对原被告人作出判决的情况下，任意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约束措施，侵犯其合法权益。在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无法及时获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情况，对公安机关采取的约束措施以及久拖不决的办案活动无法进行监督，因而建议公安机关在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后，应当及时告知检察机关，以便其进行法律监督。同时，如果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应当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而不启动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不启动的理由。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启动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最后，应当明确临时保护性措施的具体内容。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启动后，才能对涉案精神病人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了保证临时保护性措施的正确适用，我们建议司法解释对临时保护性措施的有关内容和执行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关于执行主体，司法解释应当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当自行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必要时可以将涉案精神病人送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并应当对“必要时”作出明确解释，主要包括涉案精神病人受伤需要及时进行治疗或者急需药物控制情绪的一些情况。关于临时保护性措施的内容，应当包括必要的看管措施、防护性约束措施和临时性治疗措施。为了保证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顺利进行，防止涉案精神病人继续实施暴力行为危害社会，对其采取必要的看管和防护性约束措施为各国通例，主要分为一般性强制措施和留置鉴定措施。前者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相同，如逮捕、拘留、监视居住等;后者则是将涉案精神病人送人专门的精神病医院或适当处所，以对其精神状态和身体情况进行观察。⑻关于执行责任，应当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和精神病医院共同承担临时保护性措施的执行责任，精神病医院承担具体执行责任，公安机关承担监管责任。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和精神病医院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是否适当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应当重点监督公安机关和精神病医院对涉案精神病人采取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临时性治疗措施是否合适。保护性约束措施不是强制措施和强制医疗，公安机关和精神病医院不能以强制措施、强制医疗代替保护性约束措施，更不能对涉案精神病人进行体罚、虐待和滥用药物等，检察机关一旦发现类似行为，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如果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和精神病医院应当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包括治疗措施)而未采取的，应当建议其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
二、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程序
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程序，是法院审理刑事强制医疗案件并决定对涉案精神病人是否适用刑事强制医疗的有关程序。我国刑诉法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第1款规定：“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第286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强制医疗的申请后，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根据上述规定，刑事强制医疗只能由人民法院作出，并要经过审理程序才能作出。虽然刑事强制医疗不是刑罚，但由于刑事强制医疗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剥夺，其与刑罚的强制程度无异，甚至比刑罚的强制程度更为严厉，因而在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程序上确定由法院通过合议庭审理的方式，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也可以有效防止公权的恣意滥用，特别是可以防止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强制医疗模式所存在的诸多弊端，正如凯尔森所言： “法院的实际组织和程序提供了比行政机关的组织和程序更强的合法性保证。这无疑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有必要将那些与行政职能联系的司法职能交付法院的理由。”⑼虽然决定刑事强制医疗的审理程序不同于一般刑事诉讼的审理程序，但为了体现与行政审批程序的不同，我国决定刑事强制医疗的审理程序遵守了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直接言词原则、强制辩护原则、平等参与原则、比例原则、司法救济原则等，以实现以程序公正来保证刑事强制医疗决定公正的目的。
但从目前实践来看，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决定程序在执行中主要遇到以下问题：第一，刑事强制医疗案件是否公开审理。我国刑诉法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也可以不公开审理。但是刑事强制医疗案件是否属于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我国刑诉法和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无章可循，出现执法不统一的现象，检察机关也无法对其进行法律监督。
第二，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是否应当参与该案件的审理活动。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活动是确定行为人是否为精神病人、是否需要负刑事责任以及是否需要对其采取刑事强制医疗的关键程序，应当有诉讼双方当事人参与法院的审理活动，但是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只规定了被申请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参与法庭审理活动，对于案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是否能够参与案件的审理活动，以及他们是否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我国刑诉法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检察机关无法对其进行法律监督。
第三，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是否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否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地方允许被害人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的地方则要求被害人等在刑事强制医疗决定后另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第四，鉴定人和医学专家是否应当参与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活动。从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及其律师，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和涉案精神病人的精神病鉴定往往没有异议，庭审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刑事强制医疗的必要性”问题上。这是一个专业问题，需要医学专家进行判断，是否应当要求鉴定人和医学专家出庭，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做法不一，检察机关也无法进行法律监督。
为了保证法院能够正确地作出刑事强制医疗决定，针对目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程序和相关的法律监督制度：
首先，明确刑事强制医疗案件原则上不公开审理。从实践来看，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涉案精神病人及其亲属对患精神病往往会有较强的病耻感，一般不愿意让他人知道，担心会影响患者的就学、就业及婚姻家庭生活等，甚至可能遭到社会的歧视，因而这是一个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应当认为患精神病属于刑诉法规定的个人隐私的范围。为了有效保护精神病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建议我国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刑事强制医疗案件属于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法院审理刑事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审理。但是，被申请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请求公开审理的，并经法院审查同意的除外。检察机关应当对法院审理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如果发现法院违反不公开审理原则的，应当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其次，明确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应当参与该案件的审理活动。法院审理刑事强制医疗案件时，涉及到查明犯罪事实、涉案精神病人是否患有精神病、是否需要对其采取刑事强制医疗等问题。如果案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作为利害关系人不参与审理活动，不仅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其合法权益，而且不利于法院作出正确的决定，即使法院作出正确的决定，也可能导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申诉，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甚至会出现反复申诉或过激行为，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因此，从及时正确处理案件、有效保护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建议我国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法院审理刑事强制医疗案件，应当及时通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充分听取其意见。检察机关应当对法院的审理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如果发现法院没有及时通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的，应当及时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再次，明确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实践来看，刑事强制医疗案件是由行为人犯罪行为引起的一种特殊案件，通常是由普通刑事案件转化而来，作为受同一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无论是在普通刑事诉讼活动中，还是在类似于刑事诉讼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都应当有权提起赔偿请求。因此，建议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刑事强制医疗案件审查、审理过程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其享有该项权利。检察机关如果发现法院没有及时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或者没有及时通知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参与审理活动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最后，明确法院可以要求鉴定人或医学专家参与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活动。为了有效帮助法院审查涉案精神病人的精神鉴定意见是否真实可靠，是否存在 “刑事强制医疗的必要性”，从而作出正确的决定，应当有精神病方面的专家参与审理活动，为此我们建议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在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果案件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应当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在审理刑事强制医疗案件时，法院也可以邀请精神病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经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申请，法院也可以要求有关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审理活动应当进行法律监督，如果发现法院或者审判人员违反程序规定或者作出的强制医疗决定不当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三、刑事强制医疗的执行程序
刑事强制医疗的执行程序，是对被刑事强制医疗的人进行刑事强制医疗以及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有关程序。我国刑诉法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根据该条规定，刑事强制医疗的执行主要由强制医疗机构和人民法院负责。其中，强制医疗机构负责对被刑事强制医疗人的强制医疗和强制管束。由于被刑事强制医疗人患有严重的精神性疾病，导致大脑功能失调而出现认识、情感、意志和行为的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⑽对这种丧失理智而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而言，刑事强制医疗的目的就是在有效监管、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的同时，积极对其病情加以治疗和控制，继而恢复其理性神智，因而刑事强制医疗的执行包括药物治疗和强制管束两方面内容。人民法院负责被刑事强制医疗人的交付执行和解除对其的刑事强制医疗，即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被刑事强制医疗人交付给强制医疗机构予以执行;对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刑事强制医疗的，在强制医疗机构提出解除意见或者有关人员申请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并作出是否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
从目前实践来看，刑事强制医疗的执行并不理想，主要遇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刑事强制医疗机构不明确且数量不足。刑事强制医疗机构是有权对被刑事强制医疗人进行强制医疗的专门机构，法律应当有明确的规定，但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刑事强制医疗机构均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刑事强制医疗执行的混乱。有安康医院⑾的地方，一般将刑事强制医疗交由安康医院执行;没有安康医院的地方，有的将刑事强制医疗交由精神病医院执行，有的则交由普通医院执行，或者分别交由精神病医院和普通医院执行。对于这些不同的做法，检察机关无法进行法律监督。由于执行刑事强制医疗需要专门的地方、设备和专业人员，而安康医院长期投入与建设不足，精神病医院和普通医院也没有足够的病房和专业人员，其收容与治疗能力都十分有限，难以有效执行刑事强制医疗，导致一些刑事精神病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难以实现刑事强制医疗的目的。
第二，刑事强制医疗的有关经费难以解决。由于我国目前肇事的精神病人较多，对精神病人的刑事强制医疗又需要较长的时间，因而刑事强制医疗的有关费用通常很高。刑事强制医疗的费用一般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医药费和诊断费，这些费用由谁承担，法律应当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目前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刑事强制医疗经费难以解决。从实践来看，刑事强制医疗的费用通常先由医院垫付，然后医院从精神病人医保途径报销一部分刑事强制医疗费用，如果精神病人符合民政救助条件的，医院可以再从救助金途径报销一部分刑事强制医疗费用，剩余的费用则只能由医院承担。有的地方公安机关也支付部分刑事强制医疗费用，有的地方则要求精神病人家属支付部分刑事强制医疗费用(一般是精神病人家属要求较好治疗所产生的费用)等。由于刑事强制医疗费用不能及时解决，影响了精神病医院和普通医院收治刑事强制医疗精神病人的积极性，造成对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的不及时和不充分，甚至缺乏必要的治疗。对于这些情况，检察机关无法进行法律监督。
第三，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程序不统一。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结束刑事强制医疗的必有程序，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提出和申请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主体、条件、时间等作了明确规定，并规定对于刑事强制医疗机构提出解除强制医疗意见，或者被刑事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在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但是，对于法院如何组成合议庭、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审查，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不同的做法，有的法院由原合议庭进行审查，有的法院则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有的法院采取书面审查，有的法院则采取开庭的方式进行审查等。
为了保证刑事强制医疗决定的及时有效执行，切实保障被刑事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利，针对目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的执行程序和相关的法律监督制度：
首先，明确并扩建刑事强制医疗机构。刑事强制医疗机构是负责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的专门机构，其数量多少和医治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刑事强制医疗的效果，进而影响着法院决定刑事强制医疗的多少。要解决目前刑事强制医疗机构不明确和数量不足的问题，建议我国司法解释或者行政法规对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机构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目前可以将安康医院和部分精神疾病医院(专门的精神病医院和普通的精神病医院)作为刑事强制医疗机构，公安机关可以按照刑事精神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度及其造成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分别决定送往安康医院、专业的精神病医院或者普通的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和管护。为了保证对被刑事强制医疗人的统一收治，政府应当加大对安康医院的建设，争取在不远的将来每一个地级市都有一家安康医院，这时可以只规定安康医院为刑事强制医疗机构。同时，我国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负责对公安机关的交付执行活动和刑事强制医疗机构的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对于公安机关交付执行活动的监督主要包括公安机关是否及时交付执行、是否按照规定将被刑事强制医疗人交由刑事强制医疗机构执行、交付执行时是否有法院生效的刑事强制医疗决定书和刑事强制医疗执行通知书等材料。如果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的交付执行活动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对于刑事强制医疗机构⑿执行活动的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收治活动是否依法进行。即被刑事强制医疗人入院是否有法院生效的刑事强制医疗决定书和刑事强制医疗执行通知书，是否是刑事强制医疗决定书上所载明的被刑事强制医疗人(即姓名、性别等身份基本情况是否相符)，是否携带违禁或淫秽、管制物品入院，是否有公安机关移送的送达文书及签名，是否进行入院登记并分配住院区和医治医生，是否存在拒绝收治的情形等。二是治疗和监管活动是否适当。即是否对被刑事强制医疗人采取了适当的医学治疗，技术是否规范，是否使用了安全有效的药物，是否实施了法律禁止使用的治疗方法，是否对被刑事强制医疗的人开展医学试验性临床医疗或非人道性治疗，是否非经批准对其实施精神外科手术或电震疗法，是否对被刑事强制医疗人采取体罚、虐待、侮辱、歧视性措施或手段，对被刑事强制医疗人采取的约束、隔离等措施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或对其人身造成伤害，是否采取充分有效的措施防止被刑事强制医疗人自杀、自残或脱管、逃跑，是否充分保障被刑事强制医疗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否尊重其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并如实将治疗情况告知本人或者其监护人，是否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88条的规定“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评估报告是否经医院精神病医生委员会同意并及时长期归档保存等。检察机关如果发现执行活动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其次，明确由谁来承担刑事强制医疗经费。为了切实解决实践中刑事强制医疗经费难的问题，保证刑事强制医疗决定得到及时有效执行，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应当对刑事强制医疗费用的承担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根据我国新刑诉法的规定，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刑事强制医疗决定是由法院代表国家作出的一种强制决定。由此可见，对精神病人进行刑事强制医疗是国家的一种强制行为，其费用应当由国家来承担。因此，建议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刑事强制医疗费用由国家负担。在刑事强制医疗经费的具体落实上，各级政府应当单独编制刑事强制医疗经费预算，同时也可以鼓励社会统筹，各地政府应当对刑事强制医疗经费实行统一拨付、分级管理，确保刑事强制医疗经费足额及时到位，以保障刑事强制医疗救治措施得到及时实施，使被刑事强制医疗人能够早日回归社会。同时，我国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刑事强制医疗经费的使用情况应当进行法律监督，以保证国家刑事强制医疗经费得到正确合理的使用。从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对刑事强制医疗经费的监督，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刑事强制医疗经费是否及时足额拨付。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情况看，国家有能力为刑事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负担满足基本刑事强制医疗的经费，为此国家应当通过调研和财政预算，确定每年的刑事强制医疗费用，对此应当有相应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予以明确规定。刑事强制医疗费用由各级政府的公安机关负责管理和拨付，公安机关应当根据被刑事强制医疗人的数量，定期向刑事强制医疗机构拨付足额的刑事强制医疗费用。检察机关应当监督公安机关是否及时足额向强制医疗机构拨付刑事强制医疗经费，如果发现公安机关没有按照规定及时足额拨付刑事强制医疗经费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二是刑事强制医疗经费是否正确合理使用。刑事强制医疗经费是医治被刑事强制医疗人的根本保证，是国家的经费，必须正确合理使用。为此建议我国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刑事强制医疗机构对于国家拨给的刑事强制医疗经费，必须正确合理使用，必须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检察机关对于强制医疗机构是否正确合理使用刑事强制医疗经费进行法律监督，如果发现强制医疗机构没有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刑事强制医疗经费，或者挪用刑事强制医疗经费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三是刑事强制医疗机构是否向被刑事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家属“强行”索要刑事强制医疗费用。一般来说，国家只能拨付满足基本治疗的刑事强制医疗费用，实践中如果精神病人家属自愿要求更好的治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满足其要求，但其费用应当由精神病人家属负担。强制医疗机构不能对此提出强行要求，更不能将基本治疗当作更好的治疗，要求精神病人家属负担有关费用。检察机关如果发现强制医疗机构“强行”要求精神病人家属支付刑事强制医疗费用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以切实保护精神病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利。
最后，明确刑事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法院如何审查有关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或意见，是关系到是否结束刑事强制医疗的重大问题，我国司法解释应当对其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修订其司法解释时，应当对法院如何组成合议庭、采取何种方式审查有关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或意见，作出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对于刑事强制医疗机构提出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意见，或者被刑事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提出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法院应当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这是因为：一方面原合议庭法官对推翻自己原来的决定可能在心理上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重新组成合议庭有利于法院作出正确的决定;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当事人的思想顾虑，更容易接受由新合议庭作出的决定。法院审查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或意见时，应当以书面审查为主、开庭审理为辅。书面审查虽然符合诉讼经济的目的，但是会损害诉讼的程序公正性，因而在采取书面审查时，应当注意充分听取有关人员(包括被害人)的意见，尤其是由被刑事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提出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更应当充分听取其意见，以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在必要时，法院也可以采取开庭审理的方式审查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或意见，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庭审环节。同时，我国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应当对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从实践来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刑事强制医疗机构是否及时提出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意见。即刑事强制医疗机构经过对被刑事强制医疗人进行治疗和定期诊断评估，如果发现其无需继续治疗时是否及时提出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意见;对被刑事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提出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是否在受理后及时审查并启动诊断评估活动，诊断评估后是否及时提出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意见;刑事强制医疗机构的公职人员是否在解除刑事强制医疗过程中存在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等。其中，刑事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评估是监督的关键，因为在现有的医疗体制下，刑事强制医疗机构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很少愿意解除刑事强制医疗。为此建议建立医疗效果评估机制，即建立由卫生行政人员、医学专家、监所检察人员组成的医疗效果评估小组，对刑事强制医疗机构定期对精神病人的诊断评估进行再评估。一方面，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再评估对刑事强制医疗执行的情况进行监督，对未依照规定定期对被刑事强制医疗人进行诊断评估，或者不需要继续进行刑事强制医疗而未及时提出解除意见的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另一方面，可以将医治效果不好的精神病人及时转移到其他刑事强制医疗机构进行救治，以保证精神病人尽早回归社会。二是法院审查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程序是否合法。即法院在审查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或意见时，是否重新组成了合议庭;法院在审查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申请或意见的过程中，是否充分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意见;法院在审查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或意见时，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未回避或其它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情形;法院是否按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一个月内作出是否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法院审判人员在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接受吃请送礼及其它徇私枉法的情形;法院作出的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是否适当等。检察机关如果发现法院在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立案侦查。三是刑事强制医疗机构是否按规定解除刑事强制医疗。即刑事强制医疗机构解除被刑事强制医疗人的刑事强制医疗，是否有刑事强制医疗机构出具的诊疗报告和法院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书;刑事强制医疗机构在接到法院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书后，是否及时办理有关解除手续;刑事强制医疗机构的公职人员在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等。检察机关如果发现刑事强制医疗机构在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立案侦查。
总之，新刑诉法规定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在实践中遇到许多具体问题，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完善有关的诉讼程序和法律监督制度，才能保证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在实践中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切实有效保护精神病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